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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危机凸显观察近几年教育部发布的各项数据,可以发现,两股力量的合力成为导致生源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适龄受教育人口不断减少;而另一方面,自1999年以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大学的招生规模翻了好几番。这样一减一增,使得生源矛盾开始凸显。从全国的情况来看,1999年我国开始大规模扩招,扩招元年,全国高考人数为288万人,此后年年攀升,一直攀升到2008年的1050万人的最高点。但随后,全国高考人数开始持续下滑,一直下落到2011年的933万人,3年间减少了117万人。与此同时,全国高校新生录取规模却屡创新高,从1999年的160万人持续增长到2011年的675万人,录取率则由56%增至72.3%。此消彼长中,拐点已经在2008年出现,正是那一年,生源开始由最高点持续下滑,录取规模却仍在持续增长。从单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来看,变化趋势也大体如此。如人口大省山东,2008年高考报名人数达78.1万人,随后几年连续下降,2011年为58.7万人,比2008年减少近20万人。与此同时,山东省的招生计划却在逐年增加,由2008年的43.7万人增长至2011年的48.4万人,增长4.7万人。有数据显示,2011年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共录取考生50.1万人。也就是说,山东省的高考考生规模与录取规模几乎快要画等号了。更令人忧虑的是,适龄人口减少与高校扩招这一主要矛盾仍将持续。1999年,全国小学招生2029万人,然而在2010年,这一数据降到1691万人,11年间减少338万人。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这些年,受学龄人口下降因素影响,义务教育在校生总规模也在持续减少。2010年,小学在校生规模已经跌破1亿人,为9940万人,比上年减少130余万人。而另一方面,在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规划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生源危机导致一些院校招生困难。一所三本院校分管招生的副院长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8年和2009年,他们学校第一志愿的录取率还是100%;但2010年下降了两成,2011年更是猛降了五成,“最后是通过不少‘技术处理手段’才勉强完成招生计划”。这也导致院校一再降低高考最低录取分数线,以山东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该省高考最低录取分数线2008年为220分,2009年降到210分,2010年降到190分,2011年更是降低到史无前例的180分,线下考生仅剩3000多人。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告诉本报记者,为了缓解生源萎缩,2011年,江苏试行民办高职和少量公办高职注册入学制度,这样彻底去除了入学门槛,让这些院校一度感到欢欣鼓舞。单强说,试行以后才发现,这些院校好一点的能实现计划数的50%,差一点的才30%,最终录取人数实现了计划数的百分之七八十,“录取完了以后,大家都不愿意透露最后报到的学生数,因为数据太不光彩了”。生源真的变少了吗适龄人口减少与高校扩招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是否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出现数量上的拐点,即高校太多,适龄孩子太少?单强认为,从绝对数量上看,中国的高校不算多,生源不算少。他说,美国目前有4000多所高校,平均7万人就拥有一所高校,但中国只有2000多所高校,平均43万人才拥有一所。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微博)也认为僧多粥少是误解。数据显示,从高校入学率上看,美国为82%,英国为63%,但我国在2010年仅为26.5%。“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每10万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我们国家这个比例大概是7%,而很多发达国家超过20%,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单强说:“从根本原因上看,是现有的高等教育质量无法满足期待,一些层次相对较低的高校没有建立起品牌和声誉。”这种反差导致中国的家庭和孩子开始“用脚投票”,2009年,教育部在公布当年高考报名人数时,顺带发布了应届高中毕业生有84万人弃考的消息,这占到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的近1/10。这84万人中,除了一部分学生因为成绩太差、家庭贫困自动放弃外,还有一部分因自觉考不上好大学而放弃,另有一部分学生则在高中毕业后选择出国留学或去港澳地区上学。数据显示,84万名弃考高中生中,有21.1%的学生选择了留学。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1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选择留学的人数有望达到35万人。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生和海外本科生生源地,2011年,美国在华录取的本科生数量超过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韩国与印度的总和。值得注意的是,选择留学的并非差生,大部分都是优质生源。如2011年,北京4名高考状元全部选择香港高校,2011年香港大学录取的17名状元中,包括11名省级状元和6名市级状元。另有数据显示,2011年,内地赴香港参加SAT考试的学生达6000多人次。近年来,就业难增加了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也使得“上大学无用论”甚嚣尘上。中国青年报报道《读书改变了什么》就记录了一个案例:一个陕西农民为了儿子上大学备尝艰辛,付出巨大,当儿子大学毕业后,他却吃惊地发现,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熊丙奇也表示,如果大学没有良好的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来保证培养质量,那么,文凭的价值就会降低,社会不会认可。既然这样,出于理性考虑,他们当然不愿意去上差的院校。倒逼高校改革突如其来的生源危机,也引发了高等教育界的忧虑与思考。熊丙奇认为,生源危机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反而是个机会,可以借此推进高考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比如加大办学自主权,根据需要设置学科和专业,同时实行学分互认等制度。单强则表示,面对生源危机,高职院校应从自身找原因,当前的部分高职院校缺乏办学特色,与现时代经济发展、社会需求脱节,培养不出专门领域的高级技能人才,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都大打折扣。单强以他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院近几年招生不错,但我们不能等到生源继续锐减才做改变,所以最近三四年做了很多改革,比如教学全部实行项目制,软硬件配置上也做了改善。同时,我们也在与招生对象学校建立伙伴关系,把我们学院好的理念和项目传播到这些院校去,增加我们学院的吸引力。”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毅颖也证实,北京的几所高职示范校在自主招生时还是挺受欢迎的,一些示范专业的录取分数也很高。“这些院校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合作办学,将供求结合起来,再加上北京的投资力度也很大,即使面对生源危机,他们也还是不太愁的。”然而,单强也看到,面对生源危机,一些民办职业院校不是在着力于改变质量,提升品牌,而是从营销角度考虑,不断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和降低学费,“广告支出增多,学费降低,只有一个后果,就是在办学质量上的投入越来越少,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结果是这些院校越来越不受欢迎。”熊丙奇多次谈到“高校破产”,他认为“破产”已然出现,比如一些实行非学历教育的机构已经出现倒闭的现象,有些学校也已经被其他学校接管,名存实亡。(本报记者 叶铁桥)
各种“中字头”机构颁发给张振中(化名)的职务或资格证书。本报记者 来扬摄以中字头机构之名行敛财之实——“证书经济”内幕调查“他们竟然利用报纸的名义做幌子骗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是第一次遇到。”对张振中(化名)来说,近半年讨要证书的经历可谓费尽周折。这位业余喜爱作诗、书法的退休医生曾一度因为多家机构找上门来让他赐稿而感到高兴,但在发现这些打着“中字头”名号的机构只注重收费而不发证书的情况后,他开始对这类作品征集活动产生警惕,并向有关部门举报。中国青年报记者经调查发现,给张振中发证书的多家“中字头”机构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且其所颁发的相关证书,也未经权威部门认可。盖满“红帽子”的邀请函年过七旬的张振中是一名文学和书法爱好者,退休后,经常创作一些作品,“在诗歌界也有些名气”。但正是在诗歌、书法界的名气,让他在一场借“建党90周年”为名的艺术大典活动中,“赔了作品又费钱”。2011年5月25日,一封名为《献礼建党90周年艺术大典》的邀请函寄到了张振中的手里。该邀请函看着像是一份“红头文件”,邀请函下方盖着4家举办单位的公章: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专业人才管理发展中心、全国艺术文化专业考评专家委员会、商务时报社、中国企业新闻网。“商务时报社给我寄来一封邀请函,落款处印满了举办单位的公章。但我的本职工作是医生,退休后被民营医院返聘,平时工作很忙,就没把邀请函当回事儿。” 毫无征兆地收到邀请函,张振中不禁产生了疑问——“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后来,张振中从商务时报社一名薛姓工作人员处得知,因为他的作品曾在2008年被一个名为“中国文化管理学会”的组织编入一本名为《共和国经典诗词格言选萃》的书中,举办方正是按照书中的介绍找到他的。一个月后,张振中接到了一名自称商务时报社工作人员薛某的电话。“他问我来不来。我不可能放下患者就去参加这个活动,平时也只是抱着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心态去作诗、写字的,就回复他们去不了。”张振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得知张振中没有参加意向后,薛某开始和张振中套近乎、认老乡。为了“关照”老乡,薛某让张振中将书法作品寄过来,表示如果通过协会的专家认可,可以办理相应的艺术资格证书和作品润格证书。随后,张振中将自己的相关材料与四幅书法作品寄给了薛某。一周后,薛某通知张振中:“专家组初步认为可以”。“我感觉他们的活动是报社举办的,而且还有‘中字头’机构联合举办,肯定不会有暗箱操作,就相信了。”张振中说。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这份盖着多家举办单位公章的邀请函上看到,除邀请受邀者参加庆典活动外,举办方还询问受邀者是否收藏《献礼建党90周年艺术大典》纪念册,是否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文化人才资质证书”等证书,是否申报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专业人才管理发展中心理事等。在从薛某处获知办理高级证书3800元、中级证书2000元等相关资格证书的价格后,张振中选择了办理中级证书和润格证书。“薛某让我将钱寄到一位姓邵的个人的银行账户。”张振中说,“我想,这个活动是公家举办的,又不是私人举办的,怎么能寄给私人账号呢?况且,报社都有管财务的机构,所以就没有寄给他。”之后,薛某又给张振中提供了一个名为“神州游学北京文化传媒中心”的汇款单位。但是,张振中去邮局储蓄银行汇钱时,经查并没有这个单位,银行的工作人员劝张振中“慎重一些,别上当了”。为了打消张振中的怀疑,薛某最后提供的汇款信息为“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63院商务时报社新闻中心二层,财务处薛某收”。几乎在同时,2011年7月25日,《商务时报》刊登了张振中的两幅书法作品,这也使得他认为此次活动没有骗人,是正规的。于是,张振中在2011年7月27日将办理中级证书和润格证书的费用寄给了薛某所说的上述收款人。杳无音讯的证书2011年8月3日,收到汇款的薛某通知张振中:“钱已收到,证书正在办理”。但令张振中想不到的是,此后的证书办理竟然成了一场看不到头的马拉松。“之前,薛某告诉我,我的作品通过了协会专家的审核,但证书却迟迟寄不到我手里。”张振中说。在随后的几周内,张振中多次向薛某催要证书,但都被薛某以各种理由回绝。“到最后他就不接我的电话了。我又用另一个手机号给他打电话,他不知道是我打的就接了。”张振中说。电话中,张振中得知薛某已经调到上海工作了。“他自称去了商务时报社上海记者站,不在北京工作了,但还是报社的人。”张振中说。意识到可能被骗的张振中赶紧拨打商务时报社的电话咨询。“我开始找他们报社的党委书记,但他们报社没有党组织。一个姓范的负责人告诉我,这次活动是一个姓邵的负责人管的,并且已经通知他处理这件事了。”张振中告诉记者。尽管商务时报社的范姓负责人对张振中表示,有邵姓工作人员处理此事,且这位邵姓工作人员也在电话中对张振中表示“快了”,但证书始终没有寄到张振中手里。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商务时报社咨询“献礼建党90周年艺术大典”活动情况,一名邵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活动没有举办,发出去了100多张邀请函,但因为没人参加,我们就取消这个活动了。”至于未举办活动的原因,邵姓工作人员称,“因为我们考虑到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专业人才管理发展中心是‘中字头’的单位,可以举办。我们不够级别,就取消了。”对于张振中办理证书的遭遇,邵姓工作人员表示,办理相关证件的事情是薛某告诉张振中的,不是张振中主动提出来的。“我们正好又跟文化普及促进会那边认识,然后给他报上了。正在审批,一直没下来。”他说。“每期都刊登书画作品”对于举办单位之一商务时报社的性质,邵姓工作人员表示,“《商务时报》在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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